股票配资相关网址胡适和梁启超的交往

（来源：新安晚报）

转自：新安晚报

胡适

梁启超

二十世纪初，正是梁启超最为灿烂的时光，其在日本横滨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和《新小说》，已在国人面前尽显其“舆论骄子”的丰姿。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“新民时代”，时当而立之年。很多知识青年都把他奉为导师而敬仰和崇拜，胡适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。

超凡“魔力”

1904年春，少年胡适告别母亲，由三哥带着，走出徽州山村，来到上海梅溪学堂读书。一次，先生所出的八股文题，难倒了天资聪慧的胡适，文章的题目是：“原日本之所由强”。“日本”是在天南还是海北，着实难住了他，他只得向二哥求救，二哥给他找来许多参考书，其中便有《壬寅新民丛报编》。《新民丛报》中很多闻所未闻的信息，顿时吸引和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，他开始知道中国有个梁启超。

胡适受《新民丛报》的思想启蒙，眼界开阔、思想活跃，再也不是那种只知子曰诗云的读书娃，开始激发出投入现实生活的参与感和感知外部世界的新鲜感，并自命为“新人物”。第二年，他由梅溪学堂转入澄衷学堂，在这里更是与《新民丛报》须臾不离。胡适被梁启超的“新民说”深深打动，在《四十自述》中说：

“他（梁启超）在这十几篇文字里，抱着满腔的血诚，怀着无限的信心，用他那枝‘笔锋常带情感’的健笔，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，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，使人挥泪，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。其中如《论毅力》等篇，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，还感觉到他的魔力。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？”

梁启超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是胡适最爱读的学术著作，那种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治学方法，使胡适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遗憾的是，梁启超仅做了几章便辍笔了。尽管后来有了续文，但胡适还是认为，“这一部学术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”。为续读这缺失的三个部分，胡适竟然“眼巴巴地望了几年”。

在失望之中，胡适暗暗许下心愿：“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，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？”他说到做到，开始“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”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撰述的兴趣，便是此时确立的，用胡适的话说：“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《中国哲学史》的种子。”

1917年8月，胡适应蔡元培的聘请，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，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。胡适在讲学的基础上完成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也是对梁启超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的补充。1919年2月，这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经蔡元培作序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，胡适因此而“暴得大名”。

学者态度

1920年3月21日晚，梁启超好友林长民在家招待梁启超和胡适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，胡适日记仅寥寥数字：“宗孟（即林长民，作者注）宅饭。”“初见梁任公（即梁启超），谈。”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交谈。年前，胡适撰《墨家哲学》时所表露的创作思路，得到过梁启超的嘉许。1918年11月20日，胡适在来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前，给梁启超去信说：

“适近作《墨辩新诂》，尚未脱稿，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；唯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，故未敢通书左右。近闻贵恙已愈，又时于《国民公报》中奉读大著，知先生近来又复理文字旧业。适后日（十一月二十二日）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，拟留津一日，甚思之怀，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；倘蒙赐观所集‘墨学’材料，尤所感谢，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，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，故乞振飞先生为之介绍，拟于廿三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，作二十分钟之谈话，不知先生能许之否？适到津后，当再以电话达尊宅，取进止。”

此时，梁启超正为在巴黎和会上呼吁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做准备工作。对于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梁启超在其《清代学术史概论》中，还是予以肯定和赞许：胡适“用清儒方法治学，有正统派遗风”。梁启超读完胡适的《墨辩新诂》手稿，便去信鼓励，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。同时，还将自己的《墨经校释》交与胡适校阅，并请其作序。读过胡适的序文后，梁启超既对其治学方法予以辩正，又认真诚恳地采纳他的一些意见，这点令胡适尤为敬佩，称赞道：“这是先生很诚恳的学者态度。”

“一出好戏”

他们之间的来往逐渐多了起来，可是，1922年3月4日、日，梁启超在北大哲学社的一次讲演，却使胡适始终不能释怀。这两天，因梁启超来讲演而使北大三院大礼堂内座无虚席。梁启超讲演的主题是：《评胡适的〈哲学史大纲〉》。如此指名道姓，大庭广众之下评点是非，且是在胡适任教的北大进行，看来也只有全无世故心的梁启超做得出来。胡适当然心中不快，说：“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，本可以不去睬他。”

梁启超的讲演分两天，每天二小时左右。胡适本不愿参加，却经不住好友张竞生的劝说，于第二天前去旁听。这是场饶有兴味的讲演会，梁启超的批评言简意赅、顺理成章，那带有浓郁粤腔的京语抑扬顿挫、余音绕梁，令听者无不聚精会神，觉得梁启超说的很有道理。

第二天，胡适当场答辩，短短的四十五分钟内，他恰如其分地评说梁启超的批评，指出：“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，观点不嫌多。”以此指出梁的观点具有存在的合理性。同时，又对梁启超的一些观点，予以不矜不伐、不蔓不枝的批评。这场演说会，当时在北大传为美谈，听者无不“如醉如狂”，胡适后来在日记上记道：“在大众的心里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。”

1926年以后，梁启超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后来又被误割右肾，更是无药可医、病入膏肓。这期间，他很想与胡适晤谈，而胡适也更加喜爱他那“最和蔼可爱，全无城府，一团孩子气”的个性。可是，为商谈庚子赔款的事情，胡适作为“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”中方委员，一直在欧洲、美国和日本游历。当他诸事料理完毕，要去看望梁启超，方知梁启超已是卧床不起，气息奄奄了。

1929年1月19日晚9时许，胡适刚刚回到北京，便向好友任叔永询问梁启超的病情，任叔永沉痛地说：“你也许见得着他。”其实，梁启超已于当日下午2时15分去世。第二天看报才知梁启超已成故人了，胡适赶紧和任叔永、陈寅恪、周寄梅等往广慧寺为梁启超送行。

胡适在向梁启超的遗体告别时，心情尤为悲痛，为未能与梁启超的最后晤谈而负疚，回首往事，不觉潸然泪下，竟自言自语道：“我赶来迟了八小时！”在梁启超的安葬仪式上，胡适所作的挽联为：“文字收功股票配资相关网址，神州革命；生平自许，中国新民。”之后，胡适一直思考一个问题，梁启超为什么“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”呢？他认为，这是因为梁启超“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，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，入世太早，成名太速，自任太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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